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中，黄仁宇先生认为，中国未能像后来居上的西方国家一样强大，是因为在政治的“间架式结构”下，无法对社会资源进行“数目字管理”，结果是积贫积弱，成为一个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。
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招致很多人反驳。其实，从秦始皇吞并六国，统一度量衡，丈量土地，以收地丁之税款，历朝历代，都非常重视人丁、田亩之统计，严格按照“数目字”进行管理。
以清朝每年的地丁税收为例，张集馨在他的年谱和日记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里说，僻远荒寒的甘肃为28万两白银，重要商贸集散地的福建为30万两，天府之国的四川为60万两，物产丰饶的江西为180万两，而兵家必争之地的河南为290万两。作为征收税收的政府副省级官员（布政使、按察使），张集馨每月的俸禄为103两。
一切都置于历代王朝精密计算的“数目字管理”之下。
但是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“数目字管理”，中国比较粗放，却是事实。早在中世纪，意大利天文学家、哲学家伽利略就明确提出：“测量一切可以测量的东西，要把一切还不能测量的东西变成可以测量的东西。”不仅仅是物理概念的测量，更是抽象的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测量。1676年，英国人威廉•配第撰写《政治算术》，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应用数学方法，并由此催生了现代计量经济学。
当西学东渐以后，如今中国人的“数目字管理”早已今非昔比，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，并不落后于那些被中国人视为“日薄西山、气息奄奄”的英国等西方国家。可是，经济管理失灵的现象，包括美国在内，却没有因为“数目字管理”技术的日益精进而消失。
日前，美国经济学家RobertJ.Samuelson在《华盛顿邮报》发表文章，标题是《美国经济政策为何会瘫痪》。他说，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人普遍认为维持健康的国民经济，核心是低通胀和平衡预算。但是，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的劝说下，肯尼迪总统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增加政府赤字支出和提高通胀率，以刺激经济增长。结果是赤字预算高企，从2008到现在已经达到5.5万亿美元；而到1980年，年通胀率涨到14%。
可见，“数目字管理”不是强国富民的核心。进行“数目字管理”的指导思想，才是主宰性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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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欧洲和美国分别陷入主权债务和次债危机的时候，实在不理解学者愤青们何以如此幸灾乐祸。30年来，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，当国外市场由于经济萧条或政治原因关上商品进入的水闸时，直接或间接受到打击的肯定少不了中国企业。
前不久，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对中国将建设82个“不需要”的机场表示担忧，因为“中国经济处于看起来将持续数十年的下降通道中”。或许，《福布斯》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判断过于悲观，但起码它战略性地考虑到了全球市场发展趋势，并不是情绪化的武断之言。
7月20日，国资委公布央企今年上半年经营数据，2012年1-6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3870亿元，同比下降16.4%。
雪珥出版《绝版甲午：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》一书，认为日本是中华的天敌与榜样。至于天敌，历史学家说得足够多了。那么，日本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榜样呢？
日本从战败到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，差不多都是30多年时间，都是外向型经济，日本企业通过海外资源占领了海外市场，中国企业通过国内资源占领了海外市场，连接日本海外资源与市场的是强大的品牌，而连接中国国内资源与海外市场的是品牌缺位的廉价制造。
鲁迅先生形容世道艰难，说是“风雨飘摇日”。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背景下，可以把这句诗与屈原的诗集句—“风雨飘摇日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以免“华颠萎寥落，白眼看鸡虫”。
中国企业和品牌，必须在“数目字”之外找到支撑，才能瓜熟蒂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