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向未来的教育该是什么样？未来的社会需要怎样的人才？日前，2018新华网教育论坛主题聚焦“解锁未来”，邀请教育界专家学者、高校、中小学及教育行业知名人士汇聚一堂进行智慧碰撞，共同探讨未来教育发展趋势。
“解锁未来，媒体是瞭望者，主管部门是政策制定者，高校是探索者、实施者。”在论坛现场，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在题为《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思考》主题演讲中，从五个方面谈了自己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思考。他认为，“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，要去探索，这就是解锁未来的路径所在。”
“知识”呈现爆炸增长趋势 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模式需要改变
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1918年的开学典礼演讲词中说：“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”一直以来，大学是因为高深的知识而存在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，因此，研究大学的未来首先要研究“知识发生了什么改变”。
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（NAP）201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研究了1960年到2013年的SCI论文的合作者人数，发现1960年左右单独撰写文章的作者很多，但到了2013年多数论文由两人或多人合著，其中由11至100位作者合著的论文数量增长近一万倍。
半个世纪以来，论文数量以及论文的合作者数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这种数字上的变化表明，“知识”已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趋势，这种趋势也改变了大学的研究方式：
首先，学术研究已越来越依赖“团队合作”模式。现今，几十位、上百位甚至上千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工作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，说明社会有越来越多大科学、大工程需要团队合作完成。
其次，人文学、社科学的研究脱离了“书斋”式的研究模式，同样也需要多人共同参与。
再次，现代大学的学术研究已经从过去只有“单学科”解决问题，转变为同时出现“多学科”“交叉学科”“超学科”的研究模式。
面对现代学术研究环境和知识裂变方式发生的这些改变，王希勤认为：“这向大学管理发出了重要信号。”他强调，如何将众多学者组织在一起进行研究，成了现代大学面临的突出问题，所以“建立大学的现代治理体系是十分紧迫的”。
大学思维范式发生变化 突破原有“二元论”限制
信息时代大学面临什么样的改变？王希勤介绍，此前，西方对大学的研究逻辑是基于“二元论”的逻辑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身”和“心”的关系。这种传统认识论的框架认为，客观的、物质的这些概念可以归到“身”的范畴；主观的、精神的这些概念则可以归到“心”的范畴。
进入人工智能时代，一位知名的哲学家——约翰·塞尔提出了新的理论，推翻了这种简单的“二元”关系。该理论认为，“主观的”和“客观的”与“观察者是谁”有关，而“精神的”和“物质的”与“观察的对象是什么”有关，可见“物质的”不等于“客观的”，“精神的”也不等于“主观的”。据此，我们可以把现象分为四类：客观的-物质的、客观的-精神的、主观的-精神的、主观的-物质的。
王希勤举例说，譬如“清华是个大学”这样的命题，是人的判断，属于精神的而非物质的，但其具有客观性，因为任何人去考察都可以得出同样的判断；再比如一个人感到“痒”、“疼”、“饿”，是主观的，但却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，因为这些信号是由身体发出的而非人脑构造出来的。
在过去，“主观的存在”属于“冷暖自知”，需要通过语言的表述才能让别人知道，而语言的表述经过了个人大脑的处理，未必能保证真实，因此科学研究对这个无法验证的领域是回避的。但是现在处于数据时代，科学家可以剥离大脑的主观影响，通过把个体的感受用现代的传感器技术、信息技术采集保存下来，变成大家可认证的数据，变得相对客观，并通过量化的手段研究。
面对这种突破了“二元论”限制的研究思维模式，王希勤认为：“文科主要研究人的认知的内容，科学则研究大家都可以观察的存在。当“主观的存在”成为了研究对象，科学和人文或许会发生新的融合。这种融合必然会改变大学文理分家的治理模式，也会让中华文明的优势得以彰显”。
大学回归社会成为必然 大学不再仅是上层建筑亦为经济基础
现代大学不仅要做纯净的研究，同样也要服务社会。当代社会中，人才是第一资源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而大学是这两个第一的结合点。王希勤表示，大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上层建筑，亦为经济基础。现代大学也不再是让教育与生产、教育与社会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，大学培养的既是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。
大学需要回归社会、回归本源，是历史的趋势。中国大学在回归过程中把自己融入进了国家创新体系。王希勤认为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，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正在发生改变。他举例说：“在清华大学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，大学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，越来越从接近市场的那一端，逐步向接近基础研究的一端转移”。但是这种转移绝对不是要让大学重回象牙塔，而是要让大学承担起原始创新的责任，并且与技术孵化、产业化、商业化一起构成创新生态系统，形成新的治理体系。
中国的大学正在走向理性 经历“公共空间”和“个人空间”的分离
王希勤在发言中表示，中国大学正在经历“公共空间”和“个人空间”的分离。这种“分离”不仅体现在教师个体和学校之间正在从“依附关系”转变为“契约关系”，同样也体现在学术研究中：大学的学术评价中强调“客观事实”，强调排除非理性的情感因素。
王希勤认为，中国大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，在现代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面临很大困难，“主要在于我们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存在张力，需要寻求辨证的统一。”王希勤在发言中举例说：“譬如中国的文化讲关系文化，而现代性则讲求科学思想，要求在评价当中拿事实说话，拿逻辑说话；中国的文化重感情讲义气，而现代性则要求强化契约精神，按制度和合同办事；还有我们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，当市场机制让人才之间的收入待遇出现差距，人们还是有一些不适应。”
中国大学要走出自己的路 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
鲁迅在《故乡》里说：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在王希勤看来，中国大学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“人走得比较多的路”，而这条路“是西方人为我们开辟的道路”。他强调：“现代大学在西方的模式下发展到一个境界，面临很多问题。中国的教育界要引领世界，走出一条新的路。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模式，要去探索，这是解锁未来的路径所在。”
马克思说过“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王希勤认为，中国大学可以通过把组织“人格化”，通过梳理关系体系去思考大学的治理体系应该如何设置。
王希勤认为：“大学的关系体系是思考大学建设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关系体系决定了大学是为谁办的，为谁培养人。关系体系背后存在价值诉求，价值诉求决定着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，办什么样的大学。多种价值诉求组成价值体系，通过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契约化，最终可以得到制度体系。制度体系是管理体系的前提，在此基础上可以构建大学的组织体系、运行体系，来服务于关系体系。管理体系决定了怎么办大学，怎么培养人。”王希勤介绍说，这种逻辑也就是清华正在探索的治理体系的逻辑。